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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刑事證據規則問題的思考

2018年3月9日  鄭州資深律師   http://www.942837.live/
論文摘要:目前,完善我國刑事證據規則體系已勢在必行。為保障正當程序,刑事證據規則體系應以規范證據能力的規則為主干,以當事人為主要調整對象,并注意證據規則與訴訟規則的配套設置。
  論文關鍵詞:刑事證據規則;現狀;設置
  刑事證據規則是有關刑事證據的收集、運用、判斷和確認等活動應遵行的法律規范。這一概念已得到法學界的大致認同。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中,雖然有證據收集和運用規則的相關內容,但是規定得非常簡約,主要集中在刑事訴訟法總則證據一章中,總共只有八條,且在實踐中較難操作。因此,加強證據規則的研究,完善我國刑事證據制度,制定刑事證據立法,已是非常緊迫。
  一、我國刑事證據規則立法現狀及成因
  我國沒有專門以證據為調整對象的獨立的證據立法,有關刑事證據制度的規則散置于刑事訴訟法及“兩高”的司法解釋之中。由于我國訴訟制度自身尚處于初建、發展時期.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更多關注的是程序問題,比較1979年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只是對證據種類、證據的收集和證人的保護等內容作了一點修改和補充,而對刑事證據制度未能全面、系統、科學地建立,所以它仍是刑事訴訟制度中的薄弱環節。主要表現在:
  1.未確立科學的證明標準。實踐中實行的“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對于法官的自由證明活動缺少規則限制和引導。
  2.沒有明確規定傳聞證據規則、非法取得的證據排除規則等。證據運用中不合理因素較多。盡管“兩高”司法解釋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作了初步規定,但實踐中貫徹不夠徹底。
  3.對證人資格的規定不明確,不科學。對司法鑒定的主體、程序、規則、鑒定結論規范性均無明確法律規定。
  4.控辯雙方舉證手段、運用證據權利不對等,對辯方取證無可操作證的規范。
  5.在證人出庭作證問題上,刑事訴訟法前后規定相矛盾:第47條明確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通過質證查實后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而第157條卻規定:“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應當當庭宣讀!弊罡叻ㄔ核痉ń忉屩须m然補充了證人不出庭的四種情形,但過于寬泛.未確立傳聞證據例外的嚴格規則。
  總之.我國目前未能建立完整、科學、系統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是與傳統的訴訟觀念與制度有關的。首先.我國傳統刑事訴訟目的只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被侵害的公民的利益,而沒有考慮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的權利的保護?、辯雙方不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往往被當成訴訟的客體.被要求甚至逼迫如實供述罪行:同時,追求“客觀真實”的理念,也不要求法官將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嚴格排除。再者,我國傳統上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職權主義色彩較濃,審判是繼偵查和起訴后又一道追究犯罪、實現刑罰的“工序”,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取證,以保證裁判的正確性。證據的采納、提出、判斷和運用基本上由法官決定,只要是查證屬實的證據材料,就可以作為定案證據。實行的是“以審理者自由判斷為主,以證據規則為輔的證據制度”。
  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訴訟程序上吸納了當事人主義模式中的一些做法,開始實行控審職能分離,要求法院將認定案件事實的活動集中于庭審.由此,如何規范取證、舉證、質證、認證活動,以充分發揮庭審功能的問題日益凸現。隨著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確立刑事證據規則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更引起人們關注。(對于建立證據規則必要性問題許多學者作過專論,在此不贅述。
  二、建立我國刑事證據規則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目的要明確。建立刑事證據規則的目的是為保障正當程序,最終促進司法公正。在我國,長期以來,刑事訴訟僅被當作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手段,刑事訴訟中偏重實體正義,而忽略程序正義,F在,單一注重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保護的觀念已經有所突破,個人權利的保護愈來愈受到立法與司法的重視。確立刑事證據規則的目的不僅在于規范證據運用以利于查明案件事實,而且在于排除非法證據、限制某些證據采用以實現訴訟程序的公正。
  2.證據規則適用主體應以當事人為中心.主要調整刑事訴訟當事人取證、舉證、質證及訴訟參與人的舉證等活動。(此處的當事人及訴訟參與人從訴訟原理上看應包含公訴機關和偵查機關),F在,有的學者探討將證據規則體系內容劃分為取證規則、采證規則、查證規則、定案規則幾部分。筆者認為前三種規則均應以規定控辯雙方舉證責任、取證舉證的權利與方式、質證辯論的范圍為主,主要為控、辯雙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就證據運用的規則。法官在審判中居中立地位,對訴訟當事人與其他參與人是否遵守證據規則進行裁判,而決定對證據的采信。只有定案規則主要規范證據證明力,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補強證據規則、疑罪從無規則,這類規則的適用主體是法官。
  3.體系上,可對應刑事訴訟階段性的特點來進行設計。我國是成文法國家,證據規則的確立雖是吸納英美法系的立法優點,在規則體系結構設計上仍應不失我國的傳統。筆者認為,制定系統、完備的證據規則,應遵循訴訟活動的內在邏輯,證據運用活動本身亦有階段性的特點,按照收集證據、采納證據、庭審調查證據、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等階段分類規定證據規則的內容,這是符合立法技術要求的,在司法實踐中也利于操作。
  4.內容上,應以規范證據能力的規則為主干,以規范證明力的規定為補充。設立證據規則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是因司法部門遇到證據方面的疑難案件多.實踐中分歧大,并且司法人員素質不一.而要建立一些便于操作的規則.以達到判斷證據效力標準的統一。許多人建議將民事訴訟中的一些規則,如書證一般優于人證,無利害關系人的證詞一般優于有利害關系人的證詞等移入刑事證據規則中。試想以規范證據證明力標準,來預先決定法官的認證活動.制約法官擅斷的行為,約束自由裁量權。孰不知是不知不覺地退回到“法定證據制度”的老路上去,這與世界上證據法學的理性發展方向相逆。三、刑事證據規則與訴訟規則的配套設置
  當前,國內專家學者在刑事證據立法模式問題上有兩種較強的呼聲:一是主張刑事證據規則單獨立法,以避免龐雜的證據法內容使訴訟法失去體系的內在平衡,并有利保持現有訴訟法的相對穩定性;二是主張證據法與訴訟法協調,并注重二者均有程序性的特點,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筆者贊同制定刑事證據法典,一方面此模式確能保持刑事訴訟法大體上的穩定,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構建我國細密型的、現實可行的證據規則。當前的刑事證據規則的確立、完善,應當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并尊重我國現實的社會條件,證據規則肯定會隨著實踐需要而有較大、較快的發展,單獨的證據立法為證據規則的發展留下了靈活的空間。但是,是否為保存現行刑事訴訟法的穩定性,就在其現有的訴訟原則、制度基礎上制定證據規則?有的學者認為如果確立某項證據規則需要修改刑事訴訟法的話,恐怕牽制太多,反而使證據規則難以確立。那么,是否只管制定刑事證據法典,而不顧其與訴訟法的協調呢?筆者認為,即使采取刑事證據法典的立法模式.刑事證據規則的完善仍必然引起刑事訴訟有關條文的相應修改。就證據法調整領域來看,是滲透于實體法、程序法調整領域之中的。由此,證據法與程序法重疊調整的那部分在法律規定上應為一致,法律制度上應互為銜接。否則,只建立證據規則而未有相應的訴訟規則或制度保障,會造成立法上“后法”與“前法”的矛盾,使公眾無所適從,而最終使證據規則成為虛設,難以在司法實踐中貫徹落實。法律的修改引起的一時不穩定,總比法律間相互矛盾、長期混亂要好。筆者以下僅就司法實踐中反映較為強烈的兩類證據適用問題,談一些有關證據規則與訴訟制度應當配套設置的淺見。

  (一)關于“刑訊逼供”的認證問題。對于被告人、嫌疑人在起訴、審判階段翻供,聲稱偵查人員對其刑訊逼供的,因被告人、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即使確有被刑訊的情況.往往無法取得或保留證據以待日后舉證。而又因為空口無憑,法庭對這一事實無從認定,不僅造成認證難,也造成對被告人人權保護的不力。遏止刑訊逼供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刑事證據規則上,應制定對非法取得的口供、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目前,我國對是否賦予被告人“沉默權”問題爭議頗大。這便涉及到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對偵查員的提問.應如實回答”條款的存廢問題。鑒于目前我國偵查機關人力、物力還不十分強大的現狀,為有利于案件的偵破,獲得破案線索,不宜賦予被告人、嫌疑人沉默權。在此情況下.對口供、言詞證據的采用標準還不能以自愿性為標準.而只能以取得方式的合法性為標準。在刑事訴訟制度上.應修訂、增加以下規定:
  1.借鑒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的做法,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作出進一步具體規定為:“嚴禁以虐待、疲勞、侵害身體等方式進行刑訊逼供”,對非法取證的方式從立法上作出更加嚴格的防范。
  2.在第43條中增加一款規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3.在刑事訴訟法“證據”一章中規定,司法人員非法取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視其情節嚴重程度,依法予以行政處分,追究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
  4.增加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制度。由偵查人員對其制作的訊問、詢問筆錄、勘驗筆錄等的制作情況作證,接受控、辯雙方就證據制作的有關問題的質詢。
  5.應明確賦予辯護律師及其他辯護人的會見權及與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權利。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有權要求在場。非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可以賦予律師對嫌疑人的秘密會見權(偵查人員派人監視會見活動,應在能看見但聽不見的地方)。因此,對刑事訴訟法第36條、96條應作相應修改。為防止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濫用權利,進行干擾訴訟活動的行為,要嚴格制定懲治措施,敦促律師遵守職業道德。
  6.加強對監所檢察監督的力度?稍谛淌略V訟法或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中擬定:未經審判在押的人員,有權通過監所檢察室提出身體檢查的申請;人民檢察院對偵查機關提審嫌疑人的時限予以監督;偵查人員提審后回押犯罪嫌疑人,監所檢察人員應在場參與辦理回押手續,就被提審人身體狀況等情況進行詢問。
  (二)關于“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證人因出庭支付的費用和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不愿意出庭作證的現象非常普遍。全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證人出庭率不超過10%。由于證人不出庭,使得庭審中控辯雙方只能各自宣讀己方證言,當雙方對同一證人證言發生異議時,無法質證、辯論以核實真偽,法官只能依靠雙方移送的證據材料進行庭后書面審,使庭審流于形式。要解決這一問題,在刑事證據立法上應確立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凡是聽別人陳述或轉述別人所感受的證言,或者以書面代替言詞的,在法庭上不能作為證據采用;并應明確規定采信書面證言的例外情形,如;1.證人死亡、患重病、去向不明、旅居海外或路途遙遠的不能出庭作證時,無法找到與其原始證言有同等證明價值的證據材料代替,不得不使用該書面證言或由聽到這些證言的人提出證詞;2.證人是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后可能影響其身心健康的;3.證人所提供的證言非本案的主要證據,只對定罪、量刑起次要作用的。此外,基于訴訟效率的考慮,如果在庭審前證據交換中,對方對證人證言不提出任何異議的,控辯雙方可以不要求傳喚本方證人直接出庭作證。以上證言經庭審中出示宣讀、查證核實后,人民法院可以予以采信。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7條與第157條規定的相互矛盾,為現實中證人不出庭現象留下了一個立法缺口。筆者認為,對以上刑事訴訟法規定應作修改,并補充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的法定情形。此外,在訴訟法中設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以激勵為主,以制裁為輔”的機制.有關這一機制的條款不宜列入刑事證據規則內容中。
  1.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證人的經濟補償權。針對證人不愿出庭作證大多基于傳統文化中“輕訟”、“畏訟”、“恥訟”的心理以及害怕打擊報復的心態,要想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不能“罰”字當頭,應確立證人的經濟補償權,彌補證人因出庭所需的誤工補助、交通、食宿等開支;而且在經濟補償以外,對于為查獲案件有突出貢獻的證人應給予一定的獎金,這一做法已為我國一些沿海城市的司法部門采用。
  2.刑事訴訟法中要進一步完善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保護制度,為證人自愿出庭作證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免除其后顧之憂。
  3.規定證人拒絕作證的制裁條款,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對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妨害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予以拘留或罰款的強制措施;情節特別嚴重的,予以刑罰處罰。

文章來源: 鄭州資深律師
律師: 任曉鋒 [鄭州]
河南煥廷律師事務所
電話:1503612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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